儒化的策略是‘双管齐下，在上层，儒化共产党，在基层，儒化社会。
以此比彼，则教化之立人初未逊于法律契约之律人也。然则后一段历史与前一段历史之间虽然相隔一千数百年，而个体与宗族的关系显然犹未大变。
《明季北略》说李自成登基之后下诏，由上帝监观，实惟求莫，下民往归，祇切来苏，命既靡常，情尤可见起讲，以陈述前朝的天命已去和自己的天命所归。百姓将送塞道，车不得进，乃轻服遁归。然则秦汉以来的漫长岁月里，一面是儒学为君权的转移提供了道理，一面是君权周而复始的转移又在以其直观可见的事实证成儒学的道理。因此，一百年之后说儒学，其实我们都在门墙之外。而究其底里，紧张和冲突都出自程颐所说的威福之柄与知道畏义和吕坤所说的帝王之权与圣人之权在实际上的难于同一。
此后孔孟之徒主张革命为人民正当权利，其思想实渊源于此。孔鲋因跟从造反致死，而身死于造反之中的孔鲋同时又为天下的读书人开启了一种取向与走向。笃信固亦是，然不如反求之切。
在王阳明看来，圣人不过是完完全全能依照自己良知而视听言动的人而已。吾心之良知，即所谓天理也。向外追寻到向内追寻的转化，更将问题拽出无休止思辨争论的深渊，而归之于实践性的学问。这是一种内得于心的个体真理，这是依靠自身缘构境域的决断所做出的。
他对陆九渊的学说是大抵肯定的，有学生问陆九渊的学问如何，他回答说：濂溪、明道之后，还是象山，只是粗些。王阳明又举例来说明格物的方法，他说：如人走路一般，走得一段，方认得一段，走到歧路处，有疑问便问，问了又走，方渐能到得欲到之处。
又不悦，复调越曲，杂以诙笑，始能忘其为疾病夷狄患难也。你来看此花时，则此花颜色一时明白起来。王阳明继承陆九渊心即理也的说法，并加以发挥。可见自慊是致了良知的结果或证验。
也正是因为如此，在当代中国，他也有着不同寻常的思考价值。作为化解张力的决断，因张力的不同而不同，没有物理时空的统一性可言，其统一处只在于这些决断都是依据内得于心的真理而做出的。而我们在第一章中有交代，人的处境，是政治性的处境，政治哲人，就是在政治性的处境中自处的典范。王阳明认为心即是理，理即是心，没有外在于我心的先天之理，也没有不是天理的人心。
那么，成圣，或者说为第一等事的最大问题也是全部问题，就是怎么样使自己达到完全依照自己良知而行的境界，即所谓圣贤境界。王阳明不仅将工夫论中各种概念视为一体的，而且将功夫与本体，善与恶，善恶与良知，都视为一体的，都统一于人自己的心。
物理吾心终若判而为二的难题横在王阳明的心中，这一王阳明缘构境域中出现的重大张力，直到被贬龙场才得到化解。必有事焉的工夫，就是指颠沛必于是，造次必于是，是要人时时刻刻志在尧舜，志在格物致知。
朱熹学说的逻辑归宿便是确立超验而他在的理性本体，由此为人之道德净化确立一个规范和张本。当然了，这和佛教也是有很大区别的，在佛教，则一切念头见着便杀，所谓佛来佛斩，魔来魔斩，在王阳明则为善去恶。然而格物具体是怎么个格法呢？王阳明说：我辈致知，只是各随分限所及。在王阳明那里，事与物是不分的，他理解的物与事通通都是作为意识出现于心中的事与物，即是说，他通过对意识中的事与物的处理，来处理心与物，或良知与物的关系。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非所以内交于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誉于乡党朋友也，非恶其声而然也，这是讲心的先天性。区区因与说我此间讲学，却只说个‘必有事焉，不说‘勿忘勿助。
一日读晦翁上宋光宗书疏，有曰‘居敬持志，为读书之本，循序致精，为读书之法。岂惟草、木、瓦、石为然，天、地无人的良知，亦不可为天、地矣。
但是，我们要看到，这工夫论的一切，都是建立在对自我良知肯定的基础上的，即是说，必须自信良知完满无缺，明明白白，亘古不变，千圣同一，才能谈如何致良知的问题。‘必有事焉者，只是时时去‘集义。
孟子对后世思想的影响有两方面，第一，对心做了初步的分析，将心视为人人共有的先天法则。今日良知见在如此，只随今日所知扩充到底。
以上分别从立志，格物，必有事焉，求自慊说明王阳明思想的整个工夫论过程，其心学面貌，大抵如是。明日良知又有开悟，便从明日所知扩充到底。从中我们看出，心、意、良知、事都是一体，只是就不同方面来讲分为心、意、良知与事。此工夫全在‘必有事焉上用，‘勿忘勿助只就其间提撕警觉而已。
于是留情武事，凡兵家秘书，莫不精究。自然而致之者，圣人也。
就其勋业事功而言，临危受命，转战江西，只身平叛，生擒宸濠。杨国荣先生认为，阳明与休谟大概来说可共而论之，程朱和康德大概来说可共而论之。
在王阳明那里，此良知也是先天如是，人人共有，亘古不变的，夫良知者，即所谓‘是非之心，人皆有之，不待学而有，不待虑而知也。乃悔前日探讨虽博，而未尝循序以致精，宜无所得。
最后，终于把握到自身整全的缘构境域，获得了内得于心的真理，那便是对良知的体认。他说：夫物理不外吾心，外吾心而求物理，无物理矣。只有真正自己又的东西，人才会真正自信自己有。这一章标题为王阳明的政治哲学，暗含了两个假定的前提，第一个前提是将王阳明作为典型的政治哲人来看待，既有第一个前提，那么第二个前提自然是将其学问首先地当做政治哲学来看待。
心之完全听命与我，则在陆九渊，有将个体性的我置于心之上之嫌。对于致知格物，王阳明解释道：若鄙人所谓致知格物者，致吾心之良知於事事物物也。
就后者而言，康德所论道德律的特点在于普遍的有效性和客观性。第二，通过对心的提倡，开启了中国心学的先河。
别样的缘构境域，必然孕育别样的张力。幼年时的王阳明便志趣不凡
